当代中国年鉴（包含地方综合年鉴在内）的发展深受百科全书的影响，借鉴了“条目”这一百科全书的“现代性”形式。但从指导思想和编纂实践上，年鉴特别是地方综合年鉴类似传统类书的模式。
分析百科全书的完整编纂链条后，笔者认为随着年鉴事业的不断发展，需要年鉴工作者在前期积累的基础上，开展对记述对象（区域）运行和演化机制的研究，建立整体性的区域认识框架。未来地方综合年鉴的价值应该在于，将地方综合年鉴建设成为地方信息组织和地方知识展现的平台。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说：“一切权力，甚至包括生活社会，都要求为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辩护。”在科学领域，任何一个学科的产生和发展都要经受学理的质疑和现实性的考量。任何一门独立的学科，必然具有它自身某些特定的学理性观念以及其他学科替代不了的，能够满足特定社会需要的功能。
学理，即“某一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学理性观念是一个学科理论中属于理念和思维模式的那一部分内容，这一部分内容，在学科的构建和具体的操作实践中具有宏观的指导性或引导性意义。同样，年鉴的发展也需要找到自己的独特价值，才能够赢得生存发展的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同志的号召下，我国的年鉴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然而，总体上来说年鉴在我国属于新型事业，虽然有兴盛的趋势，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年鉴工作者对年鉴理论的探索更多地偏向于对实际操作经验的回顾和总结，离建立年鉴学的学科范式还有较大的距离。
本文尝试将地方综合年鉴与百科全书做一比较研究，分析两者之间的异同，就“年鉴应该怎样编”这一根本的问题展开研究。
一、同：“条目”为正文的主要形式，结构也基本相同
百科全书（encyclopedia）已经存在了2000年左右，是一种以对已有知识进行整理和分类为目的，概要介绍全部或某一特定领域或学科的知识的书籍。有学者认为，我国古代类书就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图书，有许多相似于百科全书的地方（当然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中国的类书与西方的现代百科全书不是一回事，类书与百科全书的比较，详见后文）。20世纪初，著名学者李煜瀛最早进行了西方百科全书的研究，并将这一书体介绍到中国。
此后，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一直没有编纂过真正意义的现代百科全书。改革开放后，我国年鉴事业重获发展，1982年《中国百科年鉴》编辑部创刊的《年鉴通讯》（内部刊物），是当时国内唯一报道中外年鉴出版动态，探讨年鉴编纂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刊物。
1978年启动、1993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是中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组织了全国各个学科的两万余名专家和学者参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写工作，对中国的文化事业产生了极大影响，也是世界上规模较大的几部百科全书之一。
年鉴通常被认为是编制百科全书的基本信息源，有“微型百科全书”之称。按照日本《世界大百科事典》中的定义，年鉴是一种“将前一年发生的社会上各种事项加以抄录编辑，以作为调查参考之用为目的的，每年发行的连续出版物”。《现代汉语词典》将年鉴定义为：“汇集截至出版年为止（着重最后一年）的各方面或某一方而的情况，统计等资料的参考书。”《中文工具书使用法》将年鉴明确归入工具书一类，认为：“中文工具书，根据编制目的、收录内容和功能用途，一般可分为字典词典、类书政书、年鉴手册、书目索引文摘、表谱、图录等几类”。
因此，年鉴和百科全书一样，将“条目”作为正文的主要形式，分列细目用来表现其内容。在“条目”的结构组成上，也基本上借鉴和仿照了百科全书的做法，将条头和释文作为条目的基本组成部分。
二、异：年鉴指导思想和编纂实践仍未跳出传统类书的惯性思维
类书是古代的一种资料汇编，起始于魏，发展于隋、唐，繁荣于宋、明，完备于清，对我国的传统学术文化发展有着深远影响。最富代表性的类书当数《永乐大典》和《古今图书集成》。
类书的编纂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历史上篇幅较大、质量较高的类书都是由官方出面组织编制，以总结统治经验并炫耀文治，为帝王、文人学士、科举士子做借鉴、咨询和参考之用。我们可以将古代的类书理解为非电子化时代的同类信息“数据库”。
类书在辑录古代文献的众多材料时，以“述而不作”作为指导思想，直接抄录古籍，不直接表达任何编纂者的见解和认识；采用按部类划分，在每一部类下集中与此部类有关的篇章的做法。但类目的区分，长期停留在“以直观的外在形态作为标准”的比较粗浅的水平，类目之间缺乏科学、有机的联系，始终未能形成相对稳定的完整、合理的知识体系。随着计算机信息科学的不断进步，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尤其是近年来计算机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人工智能（AI）的快速发展，资料汇编或建立某一领域相关资料数据库的工作可能会被计算机自动完成。
而对百科全书而言，从encyclopedia这个词的词源角度分析，它来源于古希腊文的音译——“enkykliospaideia”。“enkyklios”指“全部范围”“一般”“通用”。“paideia”（“派地亚”）对应的是“教育”一词，但意思比教育更广泛，包括“古典希腊与希腊化文化的教育和训练体系，包括体操、语法、修辞、音乐、数学、地理、自然史与哲学等课程。在早期基督教时代，又称为人文学，成为基督教高等学府的典范”。
可见从词源本意上来讲，百科全书编制目的是：用全面的教育，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反映了古典教育“尚博”“尚通”的基本精神。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自觉、理性地运用相关知识，分析相关问题，知道什么样的知识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按照规则行事，免受困惑、行有所依——这也是百科全书的最重要的价值所在。打个比方，就像乐高玩具，百科全书是给你乐高的零部件，而且能够让你按照汽车的样子，拼出一个乐高的汽车来，在拼装的过程中，我们对汽车的组成结构、功能运行等的认识变得更加深刻、更加全面。而类书则像是一个个放置乐高的盒子，这个盒子是放轮胎用的，那个盒子是放车门用的，但是这些部件如何拼装，读者不能够通过类书来了解和学习。
同样，李煜瀛在《世界学典书例答问》中也说：“四十年前煜首译‘encyclopedia’为‘百科类典’，后中国因受《四库全书》命名的影响，改译为‘百科全书’。……且‘全书’二字，在中文易与‘四库全书’之丛书式的全书相混，不足表示其为另一书体，故煜后又改译为‘学典’。‘学典’，即拉丁文‘encyclopedia’（英法文略同），有‘所讲的学术环绕在内’之意。”
所以，百科全书固然是内容包罗万象、汇总各种各样的知识，但究其根本，这只是构成百科全书的重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总而言之，百科全书强调的是，从整体性的角度，以发展成熟的具有明确的内涵外延的知识点为部件，构建知识之间的有机联系，强调知识体系的完整性。由此，我们可以归纳出百科全书编纂的完整逻辑链条，即：从全部或某一领域的现象到由学者的研究成果积累而成的知识点和体系，“百科全书”按照这些体系，照顾到整体性和连贯性，精心协调各个条目之间的关系，使其成为一个完整、系统、丰富的体系，并以纸质书为载体，进行复刻，展开编纂和进行编纂研究。同时，我们可以判断，随着百科全书的电子化转型，在未来，其发展的更广阔的平台会是面向终身学习的人们，为其提供知识资源、知识组织和知识管理的相关个性化的服务。
至此，我们可以将年鉴，根据其记述对象的不同，大致划分为两种：一种是以某个学科年度学术进展为记述对象的学术年鉴，此类年鉴应属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有“微型百科全书”之称的年鉴，可作为编制百科全书的基本信息；另一种年鉴则是以某一领域或某一区域范围内人类活动开展或发展情况为记述对象，此类年鉴又以地方综合年鉴最具代表性。
纯粹的学术性年鉴可以仿照百科全书的编纂链条，不用特意考虑关于记述对象的理论研究和知识体系问题。地方综合年鉴等则缺少现成的关于其记述对象的理论支撑，无法完全借鉴百科全书的编纂模式。综观现在地方综合年鉴的编纂，更像是借鉴了百科全书的记述形式，而内在的指导思想和编纂方法仍旧是传统“类书”的思维模式，就像是传统的类书套上了一个现代的外壳，成为了一种资料汇编或摘编。
三、地方综合年鉴的价值在于地方信息的组织和地方知识的展现
要求年鉴工作者开展对记述对象（区域）的运行和演化机制研究，建立对于区域的整体性的认识框架。
前文已述，百科全书的框架设计和条目行文等是依照知识体系的特点而安排设计的，不需要编纂者专门针对其记述对象进行理论研究和探索。学者、科学家群体不断针对具体的学科领域开展学术研究，从而积累形成的成熟、抽象的系统性知识体系，在学科范式不变的前提下，其知识点和相关概念的内涵外延都非常清晰，并由学科理论将各个知识点组织在一起，知识之间逻辑关系强、体系严密。从而保证了整个的知识体系的大厦是相对稳定，可以刻画和描述的。百科全书的编者是在这一基础上完成了编纂工作。
地方综合年鉴记述的是该地区的所有人类活动产生的信息的总和。这样的记述对象与百科全书的记述对象相比是完全不同的，具有复杂性、跨学科性以及动态性的特征。在地方综合年鉴发展初期，从习惯出发，把各种信息切割成政治、经济、文化等表面看不出相关联系的部分，采用类书编纂方法，将收集的信息按属性分类排放，有其合理性。
但这一分类也遗留了不少问题。比如，如果单纯套用逻辑关系来划分各种信息，宏观上，我们尚可将年鉴划分成政治、经济、文化之类的大框架；但从中观乃至微观层面，就没有办法非常严密地或按非常成熟的标准进行信息的区分，无法体现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各种因素之间复杂纠葛的关系，因为我们收集到的信息基本上是具体的事件进展和动态资料。因此，在具体的年鉴编纂过程中，往往是以各个行政主体来充当栏目（中观），而以行政主体在年度内进行的系列重点活动作为条目（微观）。因此，严格来讲，年鉴中的框架安排很难以逻辑关系来硬套，很难体现出类似工具书中所体现的如知识体系般的严密、（相对）静态的逻辑关系。
随着年鉴事业的不断发展，需要年鉴工作者在前期积累的基础上，运用相关理论和方法，对记述对象（区域）进行分析和研究，界定区域的特征，细分区域记载的要素，探索要素间的关联，探寻区域运行和演化机制，建立对于区域的整体性的认识。如此才能够将收集到的复杂、巨量信息进行有效提取，并将提取出的信息进行组织安排，体现信息间的关系、展现意义，体现记述对象的运行机制。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年鉴理论体系，构建区域知识结构框架和知识点，为社会提供对区域认知的理论和知识，则地方综合年鉴的资料性会被社会广泛认知和接受。
（作者系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孙长青，原文刊于《上海地方志》2020年第2期）
（来源：方志上海微信公众号）